为了使生产力以更高的质量发展，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这就要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和权益，保障正常的市场竞争，保障市场主体合法的经营收益，从而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IMF研究人员曾统计过新加坡的本土上市企业，按平均规模来说，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的10倍。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
在利润率、股价表现上，国有和国有关联企业都全面压倒了私人企业（民营企业）。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可以说，新加坡私人企业的表现，和新加坡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是完全不相称的。或许因此，李光耀先生在中国有不少崇拜者，他们希望中国也能走新加坡的道路。拉美的若干国家在转型期间，有过强人政权+市场经济的尝试，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智利的皮诺切特，这位独裁者推翻了前总统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路线，铁腕推行了市场经济。
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可能是新加坡，它也被不少中国人视为样板。国有资产管理集团淡马锡控制的企业，一度占了新交所指数成分股总市值的一半左右。我们叫自由贸易试验区，因为要试验很多制度，包括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服务贸易开放和监管、政府审批制度，还包括法制层面的改革实验。
但是金融很多内容，要在大陆产生效果，必须拿掉这个铁丝网，但现在不能拿掉，所以某种意义上这种金融创新的意义就不存在了，因为对大陆经济不会产生效果。不过，我看到你在微博上说，自贸区显然被赋予了过多的实验功能和期望，为什么这么说？ 张军：自贸区原本就是促进上海及周边地区扩大贸易，提升上海产业能级，促进上海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社会观察》：当年洋山港建成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数据，上海港国际集装箱的中转比例连2%都不到，跟新加坡、香港，乃至韩国的釜山不可同日而语。到目前为止，自贸区方案中金融部分也只有两条：一是金融制度创新，二是金融服务。
张军：在自贸区里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二线就是设一道铁丝网，跟腹地的经济隔离，但是对广阔的海外市场，是畅通无阻的，像当年深圳特区的隔离一样。自贸区之所以敞口向外，是因为它的做法不能在自贸区外实行，否则会与国家利益或国内的经济活动有冲突。
丢掉本职功能会得不偿失 《社会观察》：那么你认为，自贸区设立之后，对香港是不是会有竞争关系？ 张军：如果自贸区能扩大转口贸易，香港会面临直接竞争。但是我们的保税区，没有太多的功能，结算要到香港去。这就跟我们设立自贸区的目的冲突了。这几年的温州金融改革实验，很多人认为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因为很多金融创新，要在全国范围内搞才有效果。
结果这些农信社存款大增，其他银行很不满，另外农信社的存贷比大幅上涨，导致贷款压力很大，后来不巧又碰到宏观调控，银根紧缩，民间信贷又活跃起来。张军：大陆还是实体经济主导，做转口贸易只符合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港口城市，想扩大转口贸易，要发展服务业而香港则被英国统治百年之久。而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可算政左经右的成功案例，比如说曾长期处于殖民独裁统治下的香港。
比如说，它们几乎都是在殖民地或某种程度的附庸国状态下，取得经济成就的。纯从可行性的意义上，我想讨论的是：从世界范围看，有没有长期坚持政左经右路线、而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国家？如果有，这种经济形态下，民营企业家会面临怎样的形势? 先看第一问。
虽然新加坡独立前也有被英国长期殖民的历史，甚至英语都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还允许美军使用其基地，但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起步腾飞时，却是在李光耀先生治下，既做到了对内严厉的一党长期执政，又对外坚持了新加坡的自主利益。新加坡建立的一套符合国际规范的法治体系，最初动机恐怕也是为了满足外资和外商的需要。
这里有没有什么深刻的原因或规律？我不是政治学者，不敢妄下结论。这样总结一下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实行政左经右路线的国家和地区，若想取得成功，要么自甘为西方老牌市场国家的附庸或殖民地，要么严重依赖国有企业和外资而给本土民营企业留下较少的发展空间。我丝毫不怀疑李总理保障民营经济的诚意，正如我丝毫不曾怀疑前任总理控制房价的决心。当然，一项政策宣示，要放在国家发展方向的大背景下，才能更好地领会。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背后是美国扶持。新加坡经济起飞，得益于其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依此发展成一个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
仅仅是为大家指出这个现象而已吧。韩国军事政权期间有美国长期驻军。
相反，那些走了所谓独立自主路线的强权政治国家，比如同为拉美国家的古巴和今日的委内瑞拉，其市场化水平就很低，经济发展也严重受挫。我对政治早已兴趣索然，也没有选择立场的冲动。
IMF研究人员曾统计过新加坡的本土上市企业，按平均规模来说，国有企业是民营企业的10倍。作者吴向宏现为某跨境投资顾问公司创始合伙人。
在利润率、股价表现上，国有和国有关联企业都全面压倒了私人企业（民营企业）。曾任颐和资产管理集团CEO、思科公司大中华区副总裁等职务。可以说，新加坡私人企业的表现，和新加坡的经济发达程度以及人均收入水平在世界上的排名是完全不相称的。或许因此，李光耀先生在中国有不少崇拜者，他们希望中国也能走新加坡的道路。
拉美的若干国家在转型期间，有过强人政权+市场经济的尝试，其中最有名的大概是智利的皮诺切特，这位独裁者推翻了前总统阿连德的社会主义路线，铁腕推行了市场经济。其中最耀眼的明星可能是新加坡，它也被不少中国人视为样板。
国有资产管理集团淡马锡控制的企业，一度占了新交所指数成分股总市值的一半左右。因此新加坡或许政治上不是谁的附庸，经济上至少在当初起步阶段，却是高度依赖外资和外商的。
中国目前的大政走向，越来越像所谓政左经右路线：即一方面强化党的领导，严厉控制舆论和限制政治民权，另一方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民间的经济权利。那么新加坡模式又有什么特点呢？其一就是经济的高度外向性。
政左经右路线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在我看来，有一些很明显的特征。结合李总理最近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有些朋友认为，新一轮改革浪潮在即，民营企业的机会又来了。也就是说，这三个目标──政左经右，独立自主，以及发展本土民营经济──是无法同时实现的。但这种增强并不均衡，国有企业以及国有关联企业有压倒性的优势。
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李克强总理邀请一批民营企业家去中南海座谈，强调对民营企业家，政府不仅信任，还要依靠。
事实上，新加坡上市公司中，最大的私人企业可能是中国大陆人去新加坡创办的一家地产集团，而其业务主体还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地方本土政权虽然专制，其幕后操控者仍是一个市场传统深厚的民主政体。
当然，皮诺切特最终下场不佳，那是后话。而它们的宗主国或控制国，都是老牌的、高度民主化的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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